“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多少次梦里回延安，这一次终于梦想成真。这是我第三次回延安，之所以说“回”，是因为延安在我心里具有独特的位置，它是我的精神原乡，延安使我感到温暖、静谧、感动和奋进。

十年前，2005年，我作为一名中共党史专业的研究生到了延安，那一年我们从黄河壶口瀑布转道去延安，壶口到延安直线距离不足180公里，但大巴车沿着弯弯绕绕的盘山路整整走了一个下午，一路上是满眼的黄土坡和星星点点的槐树，时值初夏，槐树绿叶婆娑、生机勃勃。到了傍晚时分，天已经黑了起来，大巴车仍然在山里盘旋，一路上没有见到大片的村庄，有的只是零星的几孔窑洞而已。这里的夜晚是如此的静谧，只有大巴车在轰响。到了将近八九点钟，我们终于到了延安，从孤独的山路一下到了人声鼎沸的城市，这种感觉无法形容。到了延安，我们参观了杨家岭、枣园、凤凰山、宝塔山等以前在中小学课文中多次提及的地点，我们在整洁朴素的窑洞前驻足凝思，试图追寻历史的足迹。

2011年，那一年北京市教工委组织北京高校教师赴延安学习，我又一次回到了延安。我们住在延安大学的窑洞里，窑洞沿山坡而建，每一排窑洞前有一个敞口小院，小院就是下一排窑洞的屋顶。我们白天听课参观，夜晚就在小院里聊天。就是那一次，我们在凤凰山的窑洞前听了延安大学冯建玫老师讲的“白求恩精神”，这个讲座给我很多启发。我记得那一次冯老师的现场教学是在一个白求恩精神图片展的窑洞前讲的，小院很小，我在毛泽东故居又逗留了一会，讲解只听了一半，而且因为人太多，距离较远，听得并不是很清楚，但即使如此，这个讲座给了我相当的震撼。

因为学的是党史专业，对延安的资料接触较多，正面的、反面的，赞美的、毁誉的，延安在我心中的形象几经重构，时至今日，我已经看到，延安并不完美，但“巍巍宝塔山”的形象却始终屹立不倒。

这一次，学校为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组织思政课教师、青年骨干教师前往延安。我第三次回到了延安。5月30日，我们的参观学习活动满满当当，上午早早出发去参观“知青故居——梁家河”，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当年插队的地方，也是知青下乡生活的一个缩影。下午，我们有两场现场教学活动，一个是在张思德塑像前的小广场进行的“为人民服务”的现场教学，一个就是我期待已久的冯建玫老师的“纪念白求恩”的现场教学。这一次，现场教学的地点安排在了枣园，在“五大书记”塑像前的一棵槐树下，我们随身携带小马扎，坐下，静待冯老师出场。我选了靠中间的一个位置，拿出手机，打开录音软件，准备将讲解录下来回去慢慢体会。冯老师很快过来了，跟几年前没啥变化，长相普通，算不上漂亮，但只要一开口讲话，精神上的高贵就显露了出来。冯老师的讲座内容没有太大变化，我想，几年间，她的讲座已经进行了千百遍了吧。但她依然讲得充满深情，没有所谓的“职业倦怠”，我想只有从心底流出的内容才会千百遍的讲述而不倦，只有以布道的精神进行的讲授才会打动人心。我想起前几天，马院邀请著名党史专家石仲泉教授举行讲座，石老师已经近80岁了，但依然步履轻快，声音洪亮，思维敏捷，精神矍铄。那天晚上，石老师连续讲了两个小时，又回答了同学们一个小时的问题，因为石老师第二天要出差，我们多次催促他早点结束，他说：“我走遍了革命老区，老区的人民生活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时不我待。我今天就是来‘布道’的，布中国共产党之道。我们敞开讨论，什么问题都可以提。”我想，在他心中也有一座“巍巍宝塔山”吧。

冯建玫老师的现场教学无疑是成功的，习总书记大力呼吁要讲好“中国故事”，这促使我思索“白求恩”这个故事的成功之处：

一是白求恩的知名度高。白求恩，在中国如雷贯耳，但大多数人只是知其皮毛而已，甚至国人对其真实年龄都模模糊糊，就连毛泽东在写《纪念白求恩》时也写成“五十多岁”了，实际上白求恩生于1890年，去世时才49岁。可以说，白求恩是“熟悉的陌生人”，选择讲述这样一个人物，有利因素是知名度高，当然不利因素是人们心中已经形成了对于白求恩的刻板印象，改变起来并不容易。

二是白求恩相关资料的丰富性。在当前的舆论环境下，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白求恩是外国人，他又是国际著名的胸外科医生，他早年经历的资料是丰富和确凿无疑的，而到了中国以后，他又写有日记和给朋友的信件，并且有相关的照片。其中最著名的照片是白求恩去世前二十天在距前线五公里的小庙里给战士做手术的照片。这幅照片是著名摄影家吴印咸拍摄的。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没有人喜欢闲着没事玩自拍，白求恩也没有闲情逸致在紧张工作时让人拍个照片回去炫耀。这张照片之所以存在，是因为1939年10月，晋察冀边区缺医少药，白求恩准备回北美进行一次募捐，为了宣传之用，吴印咸才拍摄了这张照片。可以想见，真正的革命者，忠诚的共产党员，愿意将自己的一切献给革命事业，他们像真理一样朴素，他们为国家、民族付出了一切，他们像流星一样划过，他们像萤火一般微小而伟大。就像鲁迅说的：“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这就是革命者的奉献精神，他们将所有的心力献给了民族、国家，他们不在乎名声，但相当在乎人格。实际上，千千万万的共产党员也如白求恩一样平凡而伟大，只是他们自愿地躲进历史的尘埃里，默默地奉献，默默地离开，他们的事迹只有身边的战友才知道一点，这些事迹在现在几乎难以证明，但却足够可信。白求恩就是这些革命者当中的典型代表。

第三，与世俗价值的可对照。世俗化似乎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在一些人眼里，似乎只有吃喝拉撒、挣钱享乐才是真实的、可信的，理想、信仰成了奢侈品，甚至是忽悠人的幌子。在这样的思潮之下，理想、信仰一定要配上金钱、地位才是可信的。马云之所以受到很多人的追捧，是因为他不仅有理想，而且有“中国首富”为佐证。乔布斯之所人受到追捧，道理也是一样。甚至，不需要有理想，只需要有钱照样受到追捧，比如王思聪。白求恩当年是国际著名的胸外科专家，收入丰厚。他还拥有三十多项外科医疗器械的专利权，他正处于外科医生的黄金年龄，他无疑处于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人生高峰。但他却放弃了这一切，来到了中国，到了中国革命的最前线。在这样的选择中，凸显了白求恩精神追求的价值。这种叙事方式是令人无奈的，但却是现实有效的。就像对一个不懂篮球的人讲述迈克尔·乔丹的伟大而不得不诉诸于金钱一样无奈。而对一个不懂历史的人讲述钱学森的伟大，却没法诉诸于金钱，因为钱学森尽管为祖国献出了一切，却没有多少钱。更加无奈的是，某些理科的科学家，连钱学森这样的具体可观的成就（火箭）都拿不出来，他们只是研究出了一条公式、一条定理而已。而人文学科则更加尴尬，理科多少还有验证的机会，人文学科则连被验证的机会都缺乏。我们的大学，应该使大学生能够感受到人文精神的价值，而不是教会他们拿钱去砸人，这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明”，否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根本无从谈起。

第四，基于审美的切入角度。我注意到，冯老师在其讲述开始，就特别强调“审美”，这个角度非常重要。五四运动时期，蔡元培先生基于中国缺少宗教的实际情况，他认为，要凝聚起中国人的精神，要以美育代宗教。蔡先生的论断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从冯老师讲述的内容和形式上，都体现了审美的特点。从内容上来说，白求恩的生活方式体现了审美的特点。人吃饭是为了活着，而人活着不仅为了吃饭，人应该在基本的温饱满足之后，摆脱自己的动物性，活得像个人。要想做到这一点，就要摆脱功利心，奉献自己。对于普通群众来说，奉献自己最直观的理解是在家庭里。对自己的父母、子女，奉献自己是自然的。推而广之，对于共同从事革命事业的战友，奉献自身，进而为所有的人民群众服务，这在延安也是自然的。我们之所以要体味延安精神，就在于体味人生的这样一种审美境界。我们平常所讲的“人生智慧”，绝不是蝇营狗苟的为人处事的技巧，而是对人生的审美境界的体悟。从这个意义上说，延安精神是不朽的。当然，延安当时的情况并不是完美无瑕的，它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我们的媒体不能热衷于“扒粪”，这是很无聊的，即使“扒”出了一点“粪”，也不能说明什么，只是对延安精神的背离而已。从形式上来说，冯老师的讲述语言典雅、直指心灵，语速张弛有度，饱含感情。叙述的内容精确、有条理，既有信息含量，又有感染力。这种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授课方式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总之，我们的思政课应该向冯老师学习，要有精品意识，千锤百炼，精益求精；要有精英意识，家国情怀，使命担当；要有服务意识，听取意见，改进提高，但决不低俗、庸俗、媚俗。要坚持以人为本，高扬人文精神，严守人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