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澍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做为一名老同志老党员，通过对党的历史的学习，通过自己的成长经历，我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我们个人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是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并能否得到确实的贯彻执行紧密相联的。在我年轻的时候，经历了左的路线、思潮猖獗的时期，也经历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艰难的拨乱返正和在正确的思想路线指引下胜利前进的时期，两个时期，个人和国家的命运变化巨大，对照鲜明，感受深刻。

　　我的两次考大学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这一点。

　　1973年的那次“考”大学

　　我是68届高中生，也就是所谓老高一的学生。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是我读初中就开始做着的梦。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远赴云南省河口县，上山下乡在农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已经不再做这个大学梦了。1971年高等学校逐步举办试办班，恢复招生。1973年报纸和广播，宣传中央决定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招生方针是“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全国举办了“文革”开始后的第一次高校招生考试，提出要“重视文化考查”。对当时非常强调的家庭出身问题，明确提出，是有成份论，但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

　　按照这些方针政策，我衡量了一下，自我感觉还是符合条件的。于是，按规定报了名。全连各班讨论，一致同意，连队党支部写了很好的推荐鉴定，营党委也批准了。说心里话，我从心里感谢老工人和党组织对我的信任，感到在自己身上体现了党的政策，没有因为我的家庭和海外关系问题，对我另眼对待。我和连队另一位北京知青，在近一个月里，白天努力工作，下工后，抓紧时间复习各门文化考试科目。我们全团和河口县的考生统一集中在河口县城参加考试。考试的时间要到了。考试前一天的下午，我们营20来个考生陆续到营部，大家说笑着走过南溪河大桥，来到蚂蝗堡车站买了火车票，远处已经传来小火车的汽笛声，我们在站台上等着火车进站。这时，营部的通讯员飞跑过来，喊着我的名字，说营长找我有急事，让我现在马上到营部去，营长在等我。我问他是什么事，他不知道，只说有急事，今天不要去河口了。每天只有这一趟火车去河口，明天上午就考试了，今天不去，就赶不上考试了，怎么啦？我满怀疑惑，跟着通讯员回到营部。由于已经下班了，营长在家里等我。坐在凳子上，营长说，刚才接到团里通知，你先不要去参加考试了，我们知道你在农场这几年表现很好，我们都很肯定你，农场同样有重要的工作需要你。短短几分钟，风云突变！不能参加考试，自然就无法上大学，怎么回事？我的脑子一片空白，犹豫了一会儿，才问了一句，到底为什么呢？营长说，小张啊，不要有什么其他想法，哪里的工作都是革命工作。谈了半个多小时，营长又说了许多言不由衷的话。这是团里的决定，营里也没有办法改变，再谈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我离开营长家，沿着南溪河往连队走去。南溪河水翻滚着向南流淌，我心潮起伏，真不知道说什么好。走了一会儿，我索性下了土路，一个人坐在河边的岩石上，看着清澈的南溪河水冲击着岩石，哗哗作响，我默默无语，思绪万千。这就是我多年信任的组织和政策？我想不通，一种强烈的被欺骗被愚弄的感觉。天色渐黑，我继续赶路回到连队。那天也没吃晚饭，躺在床上，头枕着手，望着天花板发呆。指导员罗效和一些老工人闻讯来宽慰我，但都不好说什么。他们的到来虽然不能解决我实际思想问题，但我从内心感谢他们，这些善良纯朴的人们！应该说，这是我人生遇到的第一次沉重的可怕的心理打击。报上宣传的，电台上广播的，大会上传达的文件上信誓旦旦讲的竟然可以不算数。

　　1974年，继续在工农兵中招收大学生，但我已经不再抱什么幻想了，不想再受骗了。招生之前，我就请探亲假回北京探亲去了。回来以后，听说有老工人在大会上提出，能否替我报名，推荐我。指导员说，文件规定自愿报名，本人自己没有报名是不行的。说实在的，听到这情形，我内心的感动难以言表。这一句话，千金难抵，比给我什么奖励都更重。古人常说，士为知己者死，有这样一些肯定你、关心你的老同志，我觉得，我这些年，所有的努力辛苦，流血流汗，值了！以后，虽然又有入党，支部大会通过，党委不批；北京招教师，不批；提连级干部，团党委不批，等等 若干次打击，内心也有痛苦，也有不平，但都没有上大学那次来得沉重。或许是麻木了，或许是抗击打能力增强了。

　　1978年我的第二次考大学

　　1978年又有了我的第二次考大学。我是1977年3月回北京的，不久分到工厂。二十八九岁的人，重新分配工作，从以前的国家行政25级干部，又变成学徒工，拿一个月26元的学徒工工资，工资的数字还没有年龄的数字大。1977年底，在邓小平同志的坚持下，我国恢复高考。这事影响极大，广大青年纷纷报名参加高考。相关方针政策也都说得很清楚，但坦率说，我对此却不敢抱什么希望，我不想再受骗了。这次高考我没有报名，事后，我也知道，有一批人成绩不错，因为家庭出身海外关系等问题，没有被录取。我暗自庆幸，没有自寻烦恼。

　　1978年夏天，在别人的动员下，我终于下决心在统一报名结束前一天报名参加高考。只剩一个月的准备时间，白天上班，晚上复习，困难辛苦可想而知。好在我们铅笔厂领导的关心，考试前一周给我们三个考生放假，回家复习。考场设在人民大学附中，时隔十几年又重新来到教室里，坐在课桌前拿起笔来参加考试，百感交集。8月通知成绩，和自己估计的差不多，考得不算好，但还过得去。按1978年北京的文科录取分，我的成绩听说超过重点线二三十分，我抱着希望等待着。9月开始发录取通知了，我们厂其他两人分别被北京第二医学院和北京师范学院录取，只有我杳无音信。这次对我的打击远超过1973年，如果说上次是因为“四人帮”，是因为极左路线的影响，现在打倒“四人帮”了，不是说拨乱反正吗，怎么还是和文化革命时候一样？考虑再三，过了“十一”，我拿着成绩通知单和登载有关招生政策的报纸，骑车到位于王府井的北京市高招办公室咨询。院子里有几个帐篷（地震后的产物），来咨询的考生不少。在帐篷里，一位工作人员接待了我。我说了自己的基本情况，想了解为什么没有被录取。那位工作人员一开始不以为然地说，为什么，你自己还不知道吗？我感到很气愤，激动地说，老师，我确实不知道，我的成绩超过录取的重点线，我本人的政治表现，你们可以去看档案，不谦虚的说，是红色历史，刚到农场半年，就代表北京知识青年参加了云南省第一届学习毛泽东思想代表大会，年年立功受奖。讲“重在本人政治表现”，我这样的表现还不行吗？文件上的政策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位工作人员见状马上说，你别激动，你的情况我们会纪录了解反映，你先回去等等吧。出了帐篷，和院里其他来咨询的考生一问，“同是天涯沦落人”，这种情况的大有人在。大家越说越激动，认为，“四人帮”已经打倒两年了，怎么还这样？这不符合党的政策。有人主张联名给中央领导写信，反映我们的情况。

　　说干就干，大家聚在一起，现场一句一句的凑着，有的人去找笔墨纸张，约1个小时，一份感人的反映我们这些落榜考生情况的大字报就写成了。大家都签上自己的考号、姓名、工作单位、高考成绩等，大约有一二百人在上边签了名。大字报贴在高招办的墙上。又有人继续抄写成小字报，下午送到华（国锋）办、邓（小平）办、李（先念）办和北京市委市政府等，向中央和北京市反映，让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知道我们的情况。

　　十来天后我再去询问，答复是，已经研究了。林乎加同志现已调任北京市委书记，他在天津搞了大学分校，效果不错，决定在北京也建分校。让我们回去等着，将来的分校可以让我们优先选择。我们不同意，说我们的分数比很多读本校的考生高，为什么让我们读分校。大概又过了十来天，厂里通知我说，大学的录取通知来了。我喜出望外，取来打开一看，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被北京师范大学录取了！就这样，我比其他同学晚将近1个月，在10月下旬来到学校报到。我的大学梦想成真了！我终于比正常时间晚10年上了大学（1968年高中毕业，1978年上大学）。

　　我的两次报考大学有相似之处，但结果却是大不一样的。这里有个人抗争不抗争的问题（因为，后一次，如果不反映到上边，大概也不会得到解决），但最根本的是“四人帮”打倒了，“换了人间”。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开始发生转变。我这次上大学的插曲也反映出，我们拨乱反正、清除左的思想路线的影响的艰难曲折，反映出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的困难。但是，尽管有千难万难，一旦我们的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会排除万难，克服阻力，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下去。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史和成就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的历史也一次次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