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更好地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使“创先争优”不仅成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自觉追求，更成为全校上下的工作状态，新闻中心特推出“学先进、作表率”系列报道，报道一批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希望广大教职工以他们为榜样，在本职岗位上争先进，在日常工作中创优秀，推动学校形成创一流、争先进、促发展的良好局面。

 

 

京城里的学者，中青院的夫子。有人称呼他是“严师”，有人调侃他为“名捕”，他微微一笑，欣然接受。三尺讲台，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为人师者的责任和意义；工作案头，他全心全力，投入在中国乃至世界研究基础都较为薄弱的中罗关系史研究。他就是青少年工作系教授，刘勇。

刘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员，中国苏联东欧史学会会员。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学士，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专业法学硕士，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历史系对外关系史专业博士。任教20余年，主要承担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和历史学类选修课的教学。主要研究方向为20世纪中国史、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当代中国外交史等，主攻中罗关系史，研究成果独树一帜，引起相关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执着的教育追梦人

 

“教师职业是我的最爱，是我从小的理想。”

比起他的成就，他多年的岗位坚守就十分感人。

小时候的刘勇因为体质不佳，有很长一段时间的休学期。“是我的姥爷，他是个农村教师，我这么长的辍学时间里教我语文、算术和历史。所以我的学习一直没有落下来，反而获得了比别人还多的知识。”姥爷的受人尊敬，在校老师对他的呵护有加，使得刘勇从小就对教师这一职业留下了“贤达”的印象，对其向往不已。并在姥爷的影响下，刘勇选择了历史作为本科专业。

成年后的他终于圆了自己事业上的梦，并在几年后成为中青院的一名教师。从此，他的职业选择便不曾动摇，他的职业追求便始终是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一位名师。

任教以来，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先后进行了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考试指导思想和命题方式等方面的改革试验。按他自己的话说，他“不爱安分守己，循规蹈矩”。在1997年，他率先在中青院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中使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辅助教学，受到学生们的普遍欢迎，曾被《光明日报》等媒体予以宣传和报道。

新千年到来之初，他遭遇了教学事业上的低谷。教学作风的严谨使得有些学生给他的教学评估成绩越来越低，几乎快跌到了“及格”线，他也听到了一些诸如“教学和科研的水平都不够高”、“心态不太正常”之类的议论。巨大的压力使他郁郁不乐：“我是很在乎教学的效果和学生的评价。难道我真是个无能的老师吗？！”但是，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教学立场，没有放松对学生应有的要求，没有丧失自信和正确的选择，最终把压力变成了动力。二十多年的坚守，精益求精的追求，最终让他走出了困境，也让他的教学到达了一个新境界。此时，他的满头青丝已布满霜花了。能在不利与艰难的遭遇中百折不挠，在刘勇身上，犹能体现。

 

严谨的教学把关者

 

“为人师表，职责所在，我都会一以贯之地坚持。”

比起他的坚守，他严谨的教学作风更令人叹服。

每次上课，他都会提前5分钟以上到教室；每堂课前，他总会走到学生们中间和大家交流；每当有人上课迟到，他面带笑意却又坏坏地大声提醒道“某同学，晚上好！”；每次发回作业，作业里总带有一行或犀利、或肯定的评语；每有缺勤，这项“不良纪录”就绝对会在你的成绩中有所体现……

素有“中青四大名捕之一”之称的刘勇对此“名号”不以为然，幽默风趣的他，反倒希望在退休之后，能够因此而被更多的同学们记住，成为他教学的一段“光辉历史”。

“教师就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园丁自然有自己的产品，当然希望自己的辛勤耕耘会有收获，产品有残次或者不合格，我是很有挫折感的。”刘勇的严，严得有底气，严得有责任。批改作业，对于刘勇来说，是一项艰巨的工程。但凡对作业中提到的人名、术语、数据、事件和原文有疑问，他都会一一去核实。有时候又会因读这些资料，引出一些新的联想，又去看更多的资料，促进教学相长。

为学生判作业，他可以从一早工作到中午；为学生备课件，他又可以从午饭后一直工作到午夜。

在本职岗位上争先进，在日常工作中创优秀。从教二十余年来，他一直坚持严于律己，为人师表，追求卓越，赢得了学生们的尊重。

2010年，刘勇被评为2009—2010年度校级师德先进个人。

 

刻苦的学术研究人

 

“只要我还能做，我就会一直研究下去。”

比起他的荣誉，他不倦的学术追求同样耀眼。

1999年，刘勇作为国家公派学者，留学到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访问。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接触和学习罗语，从此便开始了对罗马尼亚国情和中罗关系的学习与研究。难得的机会，尚待开发的丰厚资源，使得他从最初抱着“开眼界”的心态转变到要“充分学习”的认识。

一年后，他被该校历史系招收为对外关系史专业的在职博士生。导师Mihai Retegan教授建议他以中罗关系史为题作博士论文。最初他有过犹豫，因为他已经开始了解到这个专题研究的困难之大。但这种开拓性研究的挑战、作为公派学者报效祖国的责任感和获得成功的紧迫感，又促使他最终毅然决定接受这一挑战。

我国对中罗关系史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初才开始起步，在一个几乎空白的领域里做研究，最大的困难是搜集和研读两个当事国历史档案资料。“想尽一切可行的办法”是刘勇唯一的办法。另外，他还以寻访当事人和查找回忆录的方式作为二手资料来补充第一手研究资料特别是档案资料的缺失，来印证和充实第一手资料，使得最终的研究成果更加丰满、生动。

历经千辛万苦之后，2005年，他终于以英文完成了题为《China-Romanian Relations Between 1950’s-1960’s”》的博士论文，并以最高成绩通过了论文答辩。论文不久就受到了罗马尼亚科学院的重视并予以出版。

2009年，刘勇的《百年中罗关系史（1880-1980）》在国内正式出版。该书大量使用了两国刚刚解密的档案资料和国际上的研究成果，涵盖了中罗关系内容最丰富的近百余年的历史。这是中国与前东欧国家国别关系史研究的第一部著作，被罗马尼亚学者称之为“国际上第一本研究中罗关系史的学术著作”，也被中国有关学者认为是“该领域一部填补空白之作”。由于刘勇在中罗关系研究领域的贡献，当年9月，他被罗马尼亚外交部授予发展中罗关系的“杰出贡献奖”。

从1999年他涉足罗马尼亚研究，到2009年他这本著作的出版，整整用去了10年时间，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才刚开始草创出来，可做的东西太多了。只要我能做，我会一直做下去！”他异常的坚定和果断。机缘于此，他应邀加入了“中国苏联东欧史学会”，他高兴地说道：“就像找到了队伍，用北京小孩儿的话说‘终于有人带我玩了’。”

尽管如此，但在中罗关系研究领域，刘勇仍然在“单打独斗”。可他乐在其“斗”中。接下来他的目标是，在中罗关系研究的大框架之下进行另一课题研究：“罗马尼亚与中苏关系的破裂”，现正在搜集、翻译、研究资料中。

 

他是一位智者，更是一位仁者。从事最喜欢的职业——教师，教授自己最擅长的课程——历史类课程，研究自己最拿手的课题——中罗关系史，“因此我是幸福的”，“累，并快乐着”。严谨，勇于探索，富于责任感，又不失活泼和不乏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和享受，这就是刘勇。（记者 张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