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记者 董新宇

 

郑洸：原中国青年研究会副会长、研究员，原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团校第7期普通班学员。1954年调中央团校学习后留校任教，从事青年运动理论和历史的教学与研究。曾任中央团校青年团工作教研室和青运史研究室副主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1949年12月，郑洸正式入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2011年，他已是一位82岁高龄的老人，有着61年多的党龄。回忆起自己入党的前后，他滔滔不绝向记者打开了话匣子。

听从党的召唤，“南下”去！

1948年，对于郑洸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

这一年，郑洸考入上海国立暨南大学（现暨南大学）。解放前夕的上海，各大专院的学生爱国情绪高涨，暨南大学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活动十分活跃。身处浓厚的革命氛围，目睹无畏的爱国行为，郑洸的政治思想开始了深刻的转变：从爱国到反蒋，再到投身于革命。“暨南大学是我人生征程的一个重要界碑。”郑洸回忆到，“1949年，我正式参加地下学生运动，还加入地下党的外围组织‘雷社’。上海即将解放，为抵制国民党计划撤退迁校去台湾，我参加了护校斗争和学校的‘应变会’，同时加入上海‘人民团体保安队’，防止国民党特务转移人民财产、搞破坏。”

上海解放后，“学联”号召进步学生参加“华东随军南下服务团”，准备进军福建。由于郑洸此前出色的政治表现，再加上福建人的身份，学校地下党的领导找他谈话，希望他能带队“南下”。

“当时真的很矛盾。作为大一的学生，不愿意离开学校放弃学业、离开大城市上海。但我想到，选择‘南下’是存在一定风险的，这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也是对我入党前的一个考验。”

考虑再三，19岁的郑洸坚定地表态：“我决定‘南下’！”

 “南下”途中：认识党

1949年7月，两千多人的大队伍跟随三野十兵团，浩浩荡荡地开始了艰难的“南下”征途。

“途中危险重重，遭遇过国民党的偷袭和空袭，牺牲了不少战友。”郑洸看到很多人都想中途放弃，“作为中队的团支委、分队长，我协助中队领导稳定队伍情绪，做好其他同学的工作。最后，没有一个人当逃兵。”

随着“南下”的深刻体验，强烈的理想主义和热情逐渐占据着郑洸的思想。

“一次，我和大队张政委聊天，讲了对党的认识，把党和解放军大加颂扬。没想到，大队张政委的一番话泼了我一盆冷水。”

原来，大队政委听完郑洸的话，回应说：“小郑啊，你要记住，我们党不仅有光明面，也有阴暗面。我们的党是在旧社会产生的，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的党员也是各种各样的出身。这样就不可避免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可能是百分百的纯洁。你要全面地认识共产党。”

“这段话我记住了几十年。”郑洸说。

“这使我懂得，要辩证地看待党内的问题，正确对待党内存在的不足，坚信党的主流是光明的。现在我终于体会到，那段对话，对我一生坚信党、坚持革命、经受各种考验而不动摇是多么的重要。”

1949年12月，他光荣入党。

 “党员要学党史、了解党”

“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首先要认真地学习党史。”郑洸说。

回顾自己的入党历程，细想对党的认识转变，郑洸不禁感慨：“‘南下’前的我，对党的认识还处于朴素的感性阶段。‘南下’后，通过学习党史、通过党的教育和革命实践锻炼，我才从理性高度更坚定对党的信念。”

“无论党员还是团员，都要很好地了解党，特别是要弄清和正确对待党的历史功过问题。”接着，郑洸解释说，“通过学习党史，让当代青年知道党的功在哪里，过在哪里，将党的光辉形象牢牢地树立在心中。这样，就会避免青年被社会上对党的负面评论所影响。要知道，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振兴，为了人民幸福奋斗了90年，曽经做出过巨大的牺牲。我们为党而自豪！”

“马克思有句名言，我经常来激励自己，那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虽然不能显赫一时，但它将永存！’我把它送给你们，送给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的年青朋友。”郑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