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为了使学术与言说回到坚实的土地与活的人生

　　

文/记者 胡婷婷

 

　

梁鸿在故乡梁庄的留影

 

梁鸿，我校中文系副教授，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后，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艺思潮研究。

梁鸿分别于2008、2009年间用近5个月的时间深入河南乡村进行调查采访，完成了10多万字的纪实性乡村调查《中国在梁庄》，该作品选摘《梁庄》在2010年第9期《人民文学》上发表，并获得2010年度“茅台杯”人民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奖”。

 

她，在三尺讲台上侃侃而谈，讲课讲到动情处便会满脸涨红。

她，从小怀揣文学梦，在浪漫和梦想的推动下，追求读书、思考、写作的理想生活。

她埋头书斋，孜孜不倦探求学术；她走出书斋，走向故乡，写出当代农民生存现状的乡村调查。

她笑声爽朗，直率豁达，真诚而不做作，言谈举止间散发着敏锐与才气；她心思细腻，对文学有独特的偏好和理解。

她就是梁鸿，一位从梁庄走出来的知识分子，一位偏爱创作，也鼓励学生创作的大学教师。

 

“相信发现和展示本身就有意义”

 

“我写这样的文章，并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创作梦，而是出于一种精神上的矛盾和痛苦。”梁鸿这样阐释自己的写作动机。她是农民的女儿，是从梁庄走出来的极少数佼佼者，但从未忘记自己生长的那片中原大地。

读书、考研、考博、教书……长期以来，梁鸿呆在书斋之中，忙于研究、教学、科研，却感到精神的困惑和烦恼。“学术似乎正慢慢变成纯粹的‘知识生产’，我写论文，似乎别人不看，我自己也不愿意看。”学术成了与心灵无关的东西。

对乡土文学的长期研究，也让梁鸿感觉到“不满足”，最近五六年，许多乡土小说艺术很精美，语言、风格、结构都很高超，但总“缺乏与现实对接”，怎么看都是在“隔靴搔痒”。

梁鸿是个热爱生活、热爱写作的人。她不希望自己一直处于这样的矛盾和困顿状态，她想到了写自己的故乡。“那里是我的根，是我心灵的栖息地，我要回到那里，重新寻找自己。”

梁庄，是河南穰县的一个小村落。在梁鸿看来，那朴实温暖的故乡随着时代的变化也在发生着很大的改变：

童年时代的坑塘干净、清澈，水里还有鱼、虾，村民们常在里面游泳、洗衣服、洗红薯……而现在却完全成了蚊虫的滋生地，散发着极其难闻的味道；

打工的农民赚了钱，首先想到的是回家盖房。原有的破败街道、房屋环抱起一两栋尖顶欧式建筑，一切看起来那么不伦不类，给人强烈的异乡异地之感；

农村禁止土葬，万会只好在棺材里把父亲的骨灰撒成人形；

村庄的河里常年挖沙，沙底很深，到处是漩涡。五奶奶年仅十一岁的孙儿在游泳时被漩涡卷走，老人无法跟外出打工的儿子、儿媳交代，痛哭不已：“老天爷，把我的命给孩子吧，我这老不死的活着干啥？”

乡村的教育在萎缩，梁鸿曾经读过的梁庄小学早已倒闭，小学沦为猪场，门口的标语上用大大的字书写着“梁庄猪场，教书育人”。

还是个高中生的王家少年，竟然残忍地杀害并强奸了八十二岁的老太太。梁鸿在监狱中见到了这位少年时，“他没有目露凶光，没有强悍的身体，没有暴烈的性情，他还有强烈的求生欲。”

年轻漂亮的小媳妇春梅因新婚丈夫长期在外地挖矿务工，杳无音讯，最后服毒自杀；

怀揣梦想到在北京车站倒卖车票的毅志，被抓到昌平收容所，发誓“再也不去北京过那种非人生活”；

……

乡村内部到底还有多少这样的千疮百孔？

梁庄平静的表面掩盖着内部的暗涌，农民的伤痛和矛盾让梁鸿非常震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让家乡的村民们吃饱穿暖，物质上丰富了，可是生存环境的恶化、精神的沦落、城乡的差距使得农民的生存面临着这么多的痛苦。”

她感到非常惭愧，“我们总自诩为人文知识分子，但如果对这样颓败、伤痛、矛盾状态下的现实都不关心、不了解的话，那真的非常不合格。”

于是，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觉得自己有责任用笔去记录当代农民的生存状态、展示一些问题，“虽然我无法对问题给出答案，但相信发现和展示本身就有意义。”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我要让农民说话，不是替他们说话”

 

万事开头难。只知道要写一本关于故乡的书，可是该从哪里开始呢？梁鸿也很困惑，没有任何套用的模式，没有现成可以参考的文本，一切都靠自己摸索。

“我当时抱着的想法是：我要长久地住下去，至于做什么样的调查，写成什么样的东西，我完全没有考虑过。”

“2008年7月3日”梁鸿脱口而出，她准确地记着这个日期。就在这一天，她揣着火车票，背上两个大包裹，带着自己的儿子回到梁庄，真正开始自己的“乡村调查”。这一住，就是将近两个月。

这是第一次的乡村调查，从哪个人、哪件事入手呢？梁鸿并不知道，于是她“只是住下来，和乡亲们一块儿吃饭、聊天”，一当有农民说心里话的时候，她就偷偷把录音笔拿出来。

闲余的时间，她整理录音，她每天坚持写日记：今天干了什么事，跟哪些人见过面，说了哪些话，自己怎么想……全都清清楚楚记录下来。

将近两个月里，每天中午，当别人都在午睡的时候，梁鸿冒着酷暑，呆在哥哥家的房间里，没有空调，只有风扇呼呼地吹着热风。尽管热得晕头转向、大汗淋漓，但她还是一直不停地听录音、倒带、写日记，积累下大量的原始资料。

这次调查收获不少，但对待学术一向严谨认真的梁鸿，还是没有下笔写书。“我感觉自己的这些材料还不够，不足以支撑对农村完整的观感。”

于是就有了2009年暑假的第二次乡村调查。梁鸿又在家乡住了将近两个月，积累了10多万字的日记，这一次，梁鸿对乡村的人和事有了更深地了解，她感觉更充实了。

“脑子里好像有了一盘棋，梁庄的全貌在慢慢展开。”就在这个暑假，梁鸿开始动笔写书。

刚开始，梁鸿用的是“日记体”，当已经写了10万字左右的时候，却出现了“瓶颈”。“怎么都写不下去了，我觉得自己说的太多了，结构太散，有点像流水账，无法呈现最本质的东西。”

于是，她狠了狠心，把原先10万字的稿件全部推倒重来。“我不想说太多自己的话，为此删掉了很多议论和抒情的文字。”

“我想让农民讲自己的故事，让读者跟他们一起哭、一起想，一起体会内心的幸福、痛苦、欢乐、忧伤……”因为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独特的存在和情感，所有的悲欢离合都深深地印刻着时代的痕迹。

于是，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以乡村的人为主体，插入大量农民的自白，让他们述说自己的故事。书中大量的人物自述，这是最耗费时间、也是最困难的地方。农民说的话非常散，很长时间的录音可能只能整理出很少的字数；还有那种最质朴的方言，梁鸿想尽办法用文字表达出来。“我想让农民说话，用他们原汁原味的语言说出真实的想法。”

在作品的编排上，梁鸿按照少年、青年、老人的序列，把几个相同类型生存状态、或情感类型的人物作有机的组合，以“我”的故乡之行作为线索贯穿全书，“我”还作为一个旁观者，提供一些理论的思考。

写作过程中，她多次回家查阅县志、年鉴以及各种相关报道，进一步搜集补充材料，还拍了很多照片，梁鸿把它们选出有代表性的放到每一章开头，与农民口中的现实形成对照。

在这样具体的调查和写作中，梁鸿尽最大努力让农民在这个社会发出声音，让人们既能理解农村的生存状态，更要体会到农民真实、矛盾的内在情感。她相信，“如果人们看到乡村的现状，心中有了一份疼痛，思维中多了一个思维向度，总有一天会慢慢影响人的行动。”

 

“谦卑的写作行动”

 

离家几十年，在城市生活久了的梁鸿，自然与家乡的村民们习惯、视野有了差异，“我告诉自己要以非常谦卑的心态、平等的姿态去面对他们，而不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她与乡亲们在乡间地头、房屋巷口坐着、站着，倾听他们的故事，感受他们的幸福和痛苦，欢笑与眼泪。

在与农民交谈时，梁鸿不仅仅要了解乡村发生的事情，她还很希望能深入人物的内心深处，了解到农民是怎么想的，这很困难。谁愿意跟一个不怎么熟悉的人或者陌生吐露心声呢？梁鸿只好想尽办法，甚至请求自己的家人帮忙。

五奶奶离梁鸿家很近，2008年第一次乡村调查的时候，她们就经常见面、聊天，但是关于她的故事却是第二次乡村调查才能完整得到。

这是一位特别乐观、开朗、坚韧的老人。第一次调查虽然有很多次的交流，但始终无法进入老人情感的深处。老人家里人来人往，很难遇上合适的环境；加上老人也总是回避，不愿提及孙儿不正常死亡的真实情况。第二次调查依然困难，梁鸿怕太直白的提问会生生揭开老人伤疤，令老人痛苦，她希望老人能自然而然地说出来。经多次接触，在父亲的帮助下，梁鸿才在老人简略地表述中，断断续续地得知五奶奶孙儿溺亡之后的情感经历。

即便很细心，但有些问题还是无法避免。在调查强奸案件时，梁鸿很想联系王家少年的亲人，尤其他的父母，但都遭到了拒绝。相反，受害者一方的亲人因不满法院的判决，主动地找到梁鸿诉苦。梁鸿非常冷静，她知道如果只听一方面的言辞，信息可能不够全面客观。她尽量向其他村民了解情况，又亲自跑到公安局、法院了解案情。虽然没能见到王家少年的家人，所幸最终梁鸿还是争取到机会，在监狱跟少年见了一面。

调查过程中，单单为了采访老支书，了解梁庄的经济状况、村里人的收入、具体分配等情况，梁鸿就往返北京和家乡许多次。与村支书的多次电话采访、面谈，梁鸿也感觉不够充分。有时中途被老支书的种种应酬打断；有时聊着聊着话题就跑偏，这样的情况经常出现，梁鸿只能寻找下次机会。

和从梁鸿小一起长大非常要好的菊秀，是一个充满理想和浪漫情怀的人，但这样的性格面对现实却频频遭受打击，性格中理想和浪漫的成分变成“世界上最坏的东西”。梁鸿和她推心置腹，她这些内心深处近乎私密的想法，正是梁鸿在书中所想要展现的。

“乡村是悲痛的，同时又是温柔的；是黑暗的，但又是宽广而温暖的。”梁鸿深爱自己的家乡，正是这样，它的每一丝悲痛都牵动这她的神经，“我写的农村都是阳光下的阴暗面，但它们并非纯粹的黑暗，而是一种存在的矛盾。”梁鸿认为纯粹的黑暗容易让人激起对社会的仇恨，但她不愿意那样。

梁鸿觉得，梁庄农民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是那样的生动、真实、典型，他们是梁庄的，也同样是中国的。梁庄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当代农村的普遍命运，梁庄所经历的变化也恰恰是乡土中国与现代性冲突的缩影。

2010年9月，梁鸿遇到《人民文学》的主编李敬泽，李敬泽对她的《中国在梁庄》很感兴趣，摘选了其中部分以《梁庄》为题在2010年第9期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不久，《梁庄》荣获2010年度“茅台杯”人民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奖”。在人民文学奖颁奖典礼的颁奖词中，评委会给《梁庄》如是评价：“作为一位年轻学者，梁鸿走出书斋、走向故乡是为了使学术与言说回到坚实的土地与活的人生。现代背景中的故乡书写，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焦点之一，但《梁庄》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仍显出迫切的意义。梁鸿以复杂多端的角色和角度，呈现当下的、具体的村庄，在忠直而谨慎的描述中，梁庄成为了认识中国乡土之现在与未来的醒目标本。”

有人说《中国在梁庄》是文学创作，但梁鸿把它当作乡村调查，是“一种谦卑的写作行动”，她把自己的作品看成是一种新的尝试：“《中国在梁庄》的启发性大于它的价值，或者它提供了一种新的进入现实的文学样式。”

 

教师、学者、作家——多种身份，不变的是精神

 

《中国在梁庄》与梁鸿的内心、学术上追求的精神是一致的，这让梁鸿感觉很“踏实”。“这是一次学术和创作相结合的尝试”，重新回到学术中的梁鸿，感觉自己对问题的看法深入了不少。

但她的内心并没有“释然”，而是更加“沉重”和“忧虑”。“中国的乡村还有很多问题，梁庄只是冰山一角。”在梁鸿看来，这不是一次终结性的行动，它只是开始，“我还会以其他方式的书写不断走进乡村，小说的、散文的、学术的等。这将是伴随我一生的行动，不只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心，也是对自我精神的救赎。”梁鸿笑着说自己是个“老文学青年”，她的理想是“既作为学者去搞研究，又是作家去写文学作品；既是思想者，又是实践者；既参加纯粹地学术活动，同时又能参与到公共的事务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站在三尺讲台上，梁鸿常常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所思所想传达给学生。“只有使我自己的精神更宽广，有某种突破，才能更好把它传递给学生，更好地促进学生进步。”

上梁鸿老师《中文写作》课的学生都会有一份收获——自己创作的小说。梁鸿积极鼓励学生去创作，她自己也一直坚持创作，用实际行动激励学生。

读了《中国在梁庄》后，很多同学这样说出自己的感受：“梁老师的这部作品有一股强烈的亲切感和冲击力。”“这本书对我的专业学习有很大启迪。”“读完梁老师的书后，我决定写一部关于打工子弟少年的小说。”……

“好的老师不仅要很好地‘传道、授业、解惑’，还要在精神上感染学生。”“如果我的学生今年寒假、明年暑假，或者以后某一天回到家乡，懂得用一种有意识的眼光看待自己的家乡、亲人，有意识地去思考现实问题。那么，我觉得我的教学和我的思考就是成功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梁鸿做到了。

 

后记：梁鸿老师的《中国在梁庄》获人民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奖”的消息传开后，许多同学纷纷买书找她签名，一时间传为美谈。当记者问梁老师对“出名”有何感想时，梁老师笑了笑说：“确实有很多人对我说你‘火了’，你‘出名了’，但我很平静，因为我知道我所做的还远远不够。”

得知很多同学要买她的书，梁老师在班里劝同学不要买:“太浪费了，大家互相借着看看也就行了！”